最高法院：银行卡盗刷案件(公报+典型)13条判例要旨及主要裁判观点
法务之家综合编辑整理
▌主要裁判观点：
一、银行虽然是履行保护储户安全的一方，但原告应对存在他人利用伪卡盗刷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他人利用伪卡盗刷的事实，由原告承担不利后果。
二、如果储户能证明案发时真卡由其持有，且储户不能在短时间内往返于己方所在地和盗刷地之间，且银行未提出足以反驳的证据的，如案发后不久储户的银行卡到己方所在地的银行存款或取款，并保留凭条及短息通知，或到己方所在或被盗刷所在地公安机关报案时出示银行卡，证明案发时自己持有真卡，且自己不可能在案发时到存取款或报案时往返于自己所在地和盗刷地之间的，法院应认定盗刷事实的存在，由银行承担赔偿责任。
三、储户证明系被盗刷后，如果银行主张银行卡被盗刷系储户泄露密码所致，应对该主张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四、该类案件中银行一般会提出“先刑后民”的抗辩，但储户要求追究的是银行在履行储蓄存款合同过程中的违约责任，存款被盗的刑事案件是否定罪，不影响本案民事案件裁判结果，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十条，此类民事案件可以独立于民事案件受理和审理，故该类案件无需中止审理。
▌律师建议：
防范于未然，当事人银行卡应开通信息提醒服务，以便及时了解资金动向，发现被盗，马上采取以下行动：
一、发现资金异常，立即办理临时挂失。挂失能起到立即制止继续被盗情况。
二、不能及时挂失的情况下，应找最近的银行在最短的时间使用自己办理的银行卡进行存、取款操作，打印相应凭证。
已及时办理挂失持卡人应迅速到附近的ATM机操作银行卡，由于此前已办理挂失，ATM机将进行吞卡处理。以此证明该银行卡在被盗刷时真卡在当事人手中。
三、进行完上述操作后应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领取相应的回执，这样在向银行主张权利时才有据可查。
▌最高法院公报案例和典型案例：银行卡盗刷案件13条判例要旨
1.银行更有条件防范犯罪分子利用银行实施的犯罪，故银行应当制定完善的业务规范，并严格遵守规范，尽可能避免风险，确保储户的存款安全，如储户事先明知可能发生不法侵害却未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或故意违反储蓄机构必要的安全规章制度而导致其财产受损，则储户应当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
——俞建水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鞍山路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杨浦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保障民生第二批典型案例)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陈某身为银行工作人员，勾结犯罪分子徐某，利用工作便利，违反存款操作流程，擅自为原告开立网上银行，并领取u盾交由徐某，导致涉案款项被骗取。工行鞍山路支行在工作人员管理、营业场所管理以及存款业务操作流程等方面均存在明显过错，且该过错与存款被骗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
俞建水虽然受案外人虚构的高额报酬所诱惑而去工行鞍山路支行处开户、存款，但只要工行鞍山路支行与俞建水均按照规定的开户流程办理开户业务，案外人徐某就无法获取与俞建水账户相关联的u盾，更无法在俞建水不知情的情况下从其账户将资金转至他人账户。故俞建水的存款目的与存款被骗取之间并无直接因果关系。
2.犯罪分子利用储户账户控制权骗划资金后，追赃所得的资金款项所有权应当归属银行。
——俞建水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鞍山路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杨浦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保障民生第二批典型案例)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中，储户将存款存入银行后，资金所有权即归属于银行，储户则享有依据储蓄存款合同向银行主张本息的债权。因此，犯罪分子利用储户账户控制权骗划资金后，追赃所得的资金款项所有权应当归属银行。俞建水未领取追赃款的行为并不影响其依据储蓄存款合同法律关系向两被告主张债权。
3.消费者取款时银联卡号及密码被他人复制，卡上存款被取走，由提供银联卡的银行承担赔偿责任。
——刘中云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市分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10起维护消费者权益典型案例)
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刘中云在建行衡阳分行办理了银联卡，双方之间形成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建行衡阳分行有义务保障储户银行卡内的资金不被他人盗取，同时也有义务通知和告知持卡储户注意识别犯罪分子利用各种高科技手段窃取银行卡内存款的方式、方法及防范措施。
由于发卡行建行衡阳分行既不能保障所发银行卡卡内信息的安全，又未告知持卡人熟知犯罪分子利用高科技手段获取卡内信息及密码的方式方法，故应承担刘中云银行卡内资金被盗取的民事责任。刘中云作为一名普通的持卡人，不了解atm机的构造和工作原理，也不掌握和识别犯罪分子利用高科技手段在atm机上窃取卡内信息和密码的装置，且刘中云的银行卡和密码未丢失，也未委托他人使用，故刘中云对银行卡信息和密码的泄露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刘中云在中行衡阳分行的atm机上取款，该行将存款支付给刘中云，是基于委托代理关系而履行代为支付存款的义务。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故建行衡阳分行作为被代理人应对代理人中行衡阳分行的代理行为承担责任。
4.储户要求追究银行履行储蓄合同过程中的违约责任，不必等到相关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确认，民事诉讼无需中止审理。
——周培栋诉江东农行储蓄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2期)
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尽管在金穗借记卡账户内存款被盗取后，原告周培栋和被告江东农行都向公安机关报过案，但在周培栋提起的储蓄合同违约之诉立案后，人民法院没有收到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关于本案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函告。况且周培栋要求追究的是江东农行在履行储蓄合同过程中的违约责任，该民事责任不必等到相关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确认，故本案无需适用以上司法解释中止审理。
5.对于商业银行法规定的保证支付、取款自由、为储户保密应当进行全面理解。保证支付不仅是指银行不得拖延、拒绝支付，还包括银行应当以适当的方式履行支付义务;取款自由，不仅包括取款时间、取款数额上的自由，在有柜台和自动取款机等多种取款方式的情况下，还应当包括选择取款方式的自由;为储户保密不仅是指银行应当对储户已经提供的个人信息保密，也包括应当为到银行办理交易的储户提供必要的安全、保密的环境。银行如果没有履行上述义务，即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周培栋诉江东农行储蓄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2期)
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取款自由是储户的一项权利，商业银行有义务保证储户实现这一权利。取款自由，不仅包括取款时间、取款数额上的自由，在有柜台和自动取款机等多种取款方式的情况下，还应当包括选择取款方式的自由。当周培栋持卡第一次在江东农行下属的火车站分理处柜台前要求取款时，江东农行的营业员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服务。当然，在柜台业务繁忙的情况下，从缩短储户等待时间考虑，营业员有权建议储户到自动取款机上取款。
但是，银行营业员对于使用储蓄卡在自动取款机取款存在时间和数额限制是明知的，因此在向储户行使这一建议权之前，有义务了解该储户的取款数额，特别是在周培栋已经声明不会使用自动取款机的情况下，营业员还有义务向其讲解或者演示自动取款机的使用方法。如果因业务繁忙顾不上履行这些义务，营业员则不能坚持让储户到其不熟悉的自动取款机上取款。营业员既不履行讲解或演示义务，又坚持让储户到自动取款机上取款，则不是正当行使建议权，而是限制储户的取款自由，不履行保证支付的义务。
6.“凡密码相符的交易均视为合法交易” 应当是指只有在持卡人知道如何正确使用与妥善保存金穗借记卡和密码，并且银行也为持卡人正确使用与妥善保存金穗借记卡和密码提供了应有条件的情况下，完全由于持卡人自己的过失使卡片遗失或密码失密造成的资金损失，由持卡人自行承担。
——周培栋诉江东农行储蓄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2期)
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在本案中，周培栋向上江东农行的营业员声明其不会使用借记卡在自动取款机上取款，已经失去了正确使用的前提。江东农行提供的自动取款机，周围无防护措施，无法保证使用人在使用中密码不被偷窥，借记卡不被调包。因此，本案的卡片遗失与密码失密，并非完全是持卡人自己的过失造成。周培栋与江东农行之间存在储蓄合同关系，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合法，属有效合同，双方均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当然，卡片遗失、密码失密后卡内资金被盗取，系犯罪分子所为，但是本案中，银行没有依照储蓄合同履行保证支付、保障储户取款自由以及保密义务，构成违约。周培栋以储户身份提起储蓄合同违约之诉，江东农行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7.犯罪分子以在自助银行门禁系统上安装盗码器的方法，窃取储户的银行卡信息和密码造成储户损失的，如储户无过错，商业银行应承担赔偿责任。
——顾骏诉上海交行储蓄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4期)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相对储户来讲，推出自助银行和atm机的商业银行，有条件了解自助银行和 atm机的构造和工作原理，有机会及时掌握通过自助银行和atm机实施各种犯罪的情报，有能力改进和加强自助银行和 atm机的功能。商业银行有条件、有机会、有能力防范犯罪分子利用自助银行和atm机犯罪，有责任承担起这个防范犯罪的义务。商业银行应当根据自助银行和atm机在被各种犯罪活动攻击后暴露出来的弱点，随时对其进行改进。在新的改进方法尚未出台时，商业银行还可以通过采取不断巡查、明示使用自助银行和 atm机时的注意事项、向储户通知犯罪手段、甚至是暂停使用等方法，来履行防范犯罪的义务，以确保金融管理秩序的正常运转，确保储户的存款安全，维护储户的合法权益。
顾骏是一个普通的借记卡持有人，对自助银行的设施不具有专业知识。顾骏在使用中国银行上海市南京东路支行所设的自助银行时，虽然注意到该自助银行的门禁处多了一个新装置，但在该自助银行没有操作规范、使用说明和风险提示的情况下，顾骏无法识别这个新装置究竟是银行对门禁系统的改进设施，还是犯罪分子的犯罪工具，以致其借记卡信息和密码被窃取。顾骏发现借记卡内的资金短少后马上报警，并及时采取了相关措施。顾骏的借记卡和密码未丢失，也未委托他人使用，故对借记卡信息和密码被泄露，顾骏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显然，商业银行未能及时履行通知犯罪手段和保障交易场所安全的义务，是犯罪分子使用盗码器得逞的主要原因，商业银行应当承担责任。
8.“银联卡”跨行交易中，其他银行发卡行的代理行，储户因在其他商业银行使用自助银行而与银行发生的储蓄合同纠纷，还应当以发卡行为合同当事人。
——顾骏诉上海交行储蓄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4期)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上海交行向顾骏发行的太平洋借记卡，其上有“银联”联网标识，能在具有全国银行卡联合组织成员资格的其他银行进行跨行交易。在跨行交易中，其他银行是上海交行的代理行，与顾骏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顾骏因在其他商业银行使用自助银行而与银行发生的储蓄合同纠纷，还应当以发卡行上海交行为合同当事人。
9.犯罪分子利用商业银行对其自助柜员机管理、维护上的疏漏，窃取储户借记卡的卡号、信息及密码，应当认定商业银行没有为在其自助柜员机办理交易的储户提供必要的安全、保密的环境，构成违约。
——王永胜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河西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年第2期)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认为：为存款人保密，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是商业银行的法定义务。商业银行的保密义务不仅是指银行对储户已经提供的个人信息保密，也包括为到银行办理交易的储户提供必要的安全、保密的环境。商业银行设置自助银行柜员机，是一项既能方便储户取款，又能提高自身工作效率并增加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举措，银行亦能从中获取经营收益。对自助银行柜员机进行日常维护、管理，为在自助银行柜员机办理交易的储户提供必要的安全、保密环境，也是银行安全、保密义务的一项重要内容，这项义务应当由设置自助银行柜员机的银行承担。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案外人汤海仁等五人通过在中行热河南路支行自助银行网点门口刷卡处安装读卡器、在柜员机上部安装具有摄像功能的mp4的方式，窃取了王永胜借记卡的卡号、信息及密码，复制了假的银行卡，并从原告借记卡账户内支取、消费 428 709.50元。上述事实说明，涉案中行热河南路支行自助银行柜员机存在重大安全漏洞。由于具备专业知识的银行工作人员对自助银行柜员机疏于管理、维护，未能及时检查、清理，没有及时发现、拆除犯罪分子安装的读卡器及摄像装置，致使自助银行柜员机反而成了隐藏犯罪分子作案工具的处所，给储户造成安全隐患，为犯罪留下可乘之机。综上，原告借记卡密码被犯罪分子所窃取，是银行未能履行其为储户提供必要的安全、保密环境的义务所致。
10.商业银行要求持卡人妥善保管密码，应当是指在银行为持卡人提供了必要的安全、保密条件的情况下，完全由于持卡人自己的过失使借记卡遗失或密码失密造成的风险及损失，由持卡人本人自行承担。
——王永胜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河西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年第2期)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在借记卡管理协议书及章程中约定“持卡人应妥善保管密码，因密码泄露而造成的风险及损失由持卡人本人承担”，应当是指在银行为持卡人提供了必要的安全、保密条件的情况下，完全由于持卡人自己的过失使借记卡遗失或密码失密造成的风险及损失，由持卡人本人自行承担。而本案中原告借记卡失密，是银行违反安全保密义务所致。储户大多缺乏专业知识，在使用自助柜员机进行交易时，难以辨别门禁识别装置是否正常，是否安装了其他不明识别器，也难以发现柜员机上方是否安装了非法摄像装置。银行无权单方面增加储户的义务。银行未对自助柜员机进行必要的维护、未能给储户提供安全、保密的环境，导致持卡人借记卡密码泄漏，并且在借记卡还在储户本人手中的情况下，未能准确识别被犯罪分子复制的假卡，最终导致储户借记卡账户内的资金被犯罪分子骗走，又错误解释借记卡管理协议书及章程约定的含义，主张风险一律由持卡人本人承担，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11.犯罪分子盗刷银行卡行为并非直接侵害了储户的财产所有权，而是侵犯了银行的财产所有权，储户与银行的债权债务关系仍然存在，银行应当向储户支付存款及利息。
——王永胜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河西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年第2期)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认为，案外人汤海仁等人利用被告未尽保密义务、对自助柜员机疏于管理的安全漏网，窃得原告借记卡的密码，而后使用复制的假卡进行支取和消费。银行未能准确地识别该复制的假卡，从而将原告借记卡账户中的存款错误地交付给假卡持有人。因此，在真借记卡尚由原告持有的情况下，汤海仁等人的行为并非直接侵害了原告的财产所有权，而是侵犯了银行的财产所有权。原告与被告建立的储蓄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仍然存在。被告认为原告借记卡内的资金短少属于犯罪行为给原告造成的资金损失，被告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12.民事诉讼中认定的盗刷金额可以与刑事判决认定的犯罪金额不同，民事诉讼中应当按照高度盖然性标准认定盗刷金额。
——王永胜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河西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年第2期)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认为，35140元款项在(2008)鼓刑初字第241号刑事判决书中未被确认为案外人汤海仁的犯罪金额，但并不能证明银行所称的系原告自行支取的主张。根据鼓楼公安分局对案外人汤海仁的询问笔录，汤海仁等人2007年12月2日晚复制原告的借记卡后即离开南京到江西南昌、余干和北京等地，这说明2007年12月3日晚19时 58分在中行南京光华路自助柜员机从涉案借记卡账户中支取的5000元并非汤海仁等人利用复制的假银行卡所支取，原告亦认可其于2007年12月3日晚19时58分在光华路自助柜员机取款5000元的事实。这一事实同时证明2007年12月3日晚8时左右原告尚在南京市区。中行北京天缘公寓支行提供的交易明细所显示的前述35 140元被支取的时间为2007年12月3日晚22时22分9秒至2007年12月 4日凌晨0时33分53秒，这个时间段离原告在光华路自助柜员机取款的时间不足两个半小时。根据常理推断，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原告不可能从南京到北京取款。因此，中行河西支行不能证明该35 140元系按原告的指示予以支取，仍应就35 140元向王永胜承担给付责任。
13.银联卡特约商户在受理有预留签名的银联信用卡消费时，应当根据其与发卡银行之间的约定以及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卡联网联合业务规范》的规定，核对持卡人在交易凭证上的签字与信用卡签名条上预留的签字是否一致。未核对签名造成持卡人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信用卡所有人为信用卡设置了密码，但因自身原因导致密码泄露的，可以适当减轻特约商户的赔偿责任。
——蔡红辉诉金才来信用卡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0年第12期)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认为：蔡红辉按照其与发卡银行的约定，在信用卡上预留了签名，设定了密码。发卡银行在信用卡正面印制了原告姓名的拼音。宁波市鄞州邱隘金凤珠宝店是银联卡的特约商户，金才来作为业主在受理银联信用卡时，应当核对持卡人在交易凭证上的签字与信用卡签名条上的签字、信用卡正面的拼音姓名是否一致。本案犯罪分子持抢劫所得的信用卡至被告处刷卡购买黄金饰品，持卡人在pos签购单上的签名与信用卡背面的预留签名不符，也与信用卡正面的拼音明显不同，因此，应当认定被告未进行认真审核，对原告因此而造成的损失，被告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原告虽设定了密码，但在犯罪分子的威胁之下透露了密码，故应当适当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结合案情全面分析，酌定被告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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